第十六章 不法的隐意（但11:23-31）
异教的力量不过如此，而真理，就是那永恒的真理却在拿撒勒人的手中。伴着基督的死，撒旦的希望破灭了。遥望到自己的受难，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12:31）。撒旦自堕落以来，不停地与其他世界的代表会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清楚罪的丑恶本质，便开始质疑上帝将撒旦赶出天庭是否是明智之举。但当基督的生命结束时，他们看到了真理之敌对耶稣的羞辱嘲弄，以及撒旦最终实施的谋杀，那位“控告我们弟兄的”（启12:10）被永远从诸世界的议会中驱逐。“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启12:13），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便重整旗鼓要倾覆上帝的真理，并消灭那些持守真理的人。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余下的部分清楚地揭示了上述经文中所蕴含的真理。
耶稣升天以后，他的门徒将福音传遍了犹太地并惠及整个巴勒斯坦。五旬节那天，许多人听见了那充满能力的道，便回到自己的家乡，传讲基督的真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这警告就被传遍了世界，但犹太人除外。门徒并没有忘记，基督不仅仅是全人类的医治者，也是希伯来民族的救主。耶路撒冷的逼迫使门徒四散，他们便将上帝的救赎传遍各处。悄无声息但步步为营，基督教赋予生命的涓流滋润了罗马帝国那广袤领土的每一个角落。地上的万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因为对于基督和他的门徒来说，“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西3:11）。
真理的传播见证着一个属灵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之帝国的疆界内所取得的成长。而整个教会就如同教会中的每一个人一样，虽然具有人类的外表，但这个新造的人完全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如果现世对属灵的压迫仅仅限于国家对教会的抵制，那么真理将有何等的进展啊！然而，最大的也是唯一能够阻挡真理传播的因素是个人的经验。有形质的人局限着属灵的成长，制约着圣灵的临格，妨碍着基督在心中的居住和对荣耀的盼望。
早期教会是火热的，他们起初的爱是强烈的，经历了最大的艰难并且得胜。有些时候，在整个家庭当中只有一两位家庭成员走出了异教的阴影并因上帝真理的缘故而饱受攻击。母亲谨小慎微地照看着自己的孩子，因为人们的每一种习俗或所做的事情，从起床的到就寝，从出生到死亡，都与某种神明的敬拜有关。
在异教徒看来，这个新教派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了通过感官能够感知的偶像和敬拜仪式。当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敬拜时，没有祭坛，没有神像，也没有香。当基督徒祈祷的时候，没有人充当祭司，没有繁复冗长的祷告词，也没有祭物，有的只是那句简单的“奉基督的名祈求”。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似乎控制了新的皈依者，那是一种从未被战胜的力量，每一个异教徒都无法否认它的存在。那种上帝无法再从犹太人中找到的生命，在早期基督徒的身上可以被寻见。
真理的仇敌千方百计地要弄瞎犹太人的眼睛，使他们无法看到上帝的爱，撒旦曾借着每一个政权去施行破坏，当整个民族都衰退到了极限，当属灵的生命力几乎枯竭的时候，基督亲自来唤醒他们那即将消逝的希望。撒旦在一切人性中可以被引诱的弱点上去试探基督，撒旦用琐碎的考验去引诱他，又用世俗最崇高的荣耀来迷惑他，结果撒旦在所有的尝试中都失败了。当撒旦认为自己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可以稳操胜券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能够束缚的不过是一具肉身，而且那还仅仅是暂时的。永恒的灵降在必朽的尘埃中，死亡的束缚被基督的复活击碎。从那受欺压的人民，被欺凌的百姓中，在那屈辱的十字架下，上帝选召了一班人，差遣他们去征服世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诗139:6），这奇妙令世界猛然惊醒，而撒旦则不得不寻找新的诡计去颠覆真理。
从外部施压，虽然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最终都被证明在铲除真理的事上全属徒劳。在烈火窑中显现出第四个人，从狮子坑中走出了一位宰相，从约瑟的新坟墓中兴起了一位得胜者。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都曾经尝试去颠覆真理，然而换来的结果却是为真理的胜利增添越来越绚烂的华彩。撒旦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如果异教的思想仍存留在心中，而基督教的原则获得了外在的接受，那么对真理的颠覆就必定成功，因为这种破坏是由内而外的，这就是巴兰计划的翻版。
保罗，关于义这一主题的伟大教师，当他前往各处拜访圣徒的时候，曾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人：“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贴后2:7）。“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贴后2:3-4），这就是保罗对不法的隐意和但以理书第七章四大兽之异象的描述。
接下来，在那以纯洁著称的教会中，异教的生命悄然偷进了基督教衣袍的皱褶中，在这里盘伏着一条古蛇，就是那大龙。基督的降生、上帝的道成肉身，这些都是奥秘。而这时至今日也无人能测度的奥秘与另外一种奥秘相遇，那就是不法的隐意，其中的阴谋太过诡诈，甚至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极限。倘若可行，每一个选民都会被迷惑。只有那眼目被真理照亮，心中有上帝儿子临格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在里面被敬虔之奥秘充满的人，才能抵挡不法的隐意。
公元一世纪，就在保罗的日子，那种力量就已发动了。但以理书一直围绕着列国记载它们的历史，但从这一刻起，书中的历史就会涉及到那曾经在各个政权中运行的“不法的隐意”。南北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纷争，但我们需要超越政权的层面，去探究那存在于政权背后的统治力量。在这场斗争中，一端是上帝的教会，另一端是经常潜伏于属世的政权中并试图摧毁教会的不法的隐意。
所谓“上帝的教会”并非指某宗某派。从基督的时代起直至今日，真教会一直都有存在。真教会的门徒可能会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但在天国的册子中，他们被视为独有的种类。
真教会的标志性特征就是遵守天上上帝的诫命。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这样一班人，上帝就会以自己的同在来荣耀他们。不但如此，对于每一个兴起的宗派来说，她们都被赋予了与那相继兴起的四个帝国等同的特权去行走在全备的亮光之中，并可以借此成为一个存到永恒的团体。可正如真理被列国拒绝进而导致她们相继覆灭，真理也是这样被一个又一个的宗派拒绝，在这些宗派覆灭之后便会有新的宗派来填补她们留下的空缺。这种更替会一直持续到上帝的余民出现，就是那些遵守上帝诫命又持守耶稣真道的人。他们将进入永恒的城邑与基督一同作王。这就是在但以理最后一个异象的后半部分所揭示出的斗争。罗马的历史成为宗教之争的历史，而在真理与错谬之间的斗争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与加百列讲述给但以理的事情相比，启示给约翰的教会历史包含了更多的细节。对一世纪那些基督的门徒，上帝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启2:4-5）。对第二到第三世纪的教会，上帝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启2:9-10）。在基督降生之后的三个世纪中，基督教与异教一直处于公开的冲突中，有些时候蛇甚至会昂起自己的头将真理击倒在地。一些基督的门徒受到迫害，另一些人则变得冷酷淡漠。但在福音中有着一种异教徒无法抵抗的力量，当信徒增多时，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进入了政界。
公元三世纪末，罗马的政权被大大削弱了。帝国的罪恶、压迫与残暴，几乎使皇帝们无法掌控大局。权力落入军队的手中，这些人可以随意废立统治者。蛮族的部落从四面八方威胁着帝国，罗马的灭亡已近在咫尺。为了避免彻底的崩溃，有必要进行一些强有力的改革，当政的皇帝戴克里先提出了分割领土的构想。结果，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进行共治，而后者被赋予奥古斯都的头衔。之后每一任共治的两位皇帝都会为自己选择一位助手，并称其为凯撒，凯撒的职责就是把守边疆。按照戴克里先的计划，凯撒会在奥古斯都死后成为皇帝，而新的凯撒也会随之被任命。在一段时间内，立于罗马帝国权力中心顶端的四人和谐共处，但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战争随之爆发。
君士坦丁曾经在帝国西部担任过凯撒，在向东进军的过程中，他击败了帝国中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公元312年前后，为了与强大的宿敌进行对抗，这位崛起的新星构想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政策。
帝国中散布着大量基督徒，他们拒绝在异教的旌旗下作战，君士坦丁便与这些人结成了同盟。关于君士坦丁是如何归主的故事说法不一，也许具体的细节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他接受了基督徒的上帝，并宣称自己是跟从基督的人。接下来，整个帝国的基督徒都蜂拥到他的军队中，这位将军麾下的虔诚信徒便以基督教的名义奔赴战场。
关于对十字架的使用，吉本这样说：“这同一形象（十字架）也使君士坦丁的士兵们的武器神圣化了；十字架在他们的头盔上闪光，被雕刻在他们的盾牌上，编织在他们的旗帜上；甚至那用以装饰君士坦丁本人的神圣的象征也只不过比一般人所用的材料更考究、做工更精细罢了。”高举在这个（基督教）军队之前的大纛“顶端是一金质的王冠，王冠里掩藏着一个既表现出十字架形像又包含着基督教名字的神秘的缩写图案。”
那些谦卑的基督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后便带着上帝的话语，拿着圣灵的宝剑，早已“得胜并且胜了又胜”（启6:2），如今这些东西却被换成了军用的头盔和刀剑，受命于一位将自己的名字和十字架的标志嵌在一起的指挥官。
基督教的外袍上缝着异教的补丁，这一点在君士坦丁的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不法的隐意拼尽全力地运行。君士坦丁征服了罗马世界，成为帝国唯一的君主，而这种地位在他的前几任皇帝手中一直摇摇欲坠。那对于其他皇帝来说既是仰仗又是梦魇的罗马禁卫军，在君士坦丁的手下被彻底制伏。元老院和罗马人的尊严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人在皇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遭到了自己主子近乎侮辱的对待甚至根本就无视他们的存在。
吉本对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的性格描述得非常准确，在论及他将洗礼的时间一直拖到临终这件事的原因时，吉本说：“福音书的崇高理论在君士坦丁本人的感情上所留下的印象，与在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为了实现他的野心所指引的伟大目标，他走过了一条黑暗的、血腥的战争和谋略的道路；而在胜利之后，他更毫无保留地使自己完全听任命运的摆布。他从不曾表明，他完全有理由认为他的一切作为远在图拉真和两安东尼的欠完备的英雄主义和不信上帝的哲学思想之上，而进入成熟年龄的君士坦丁却把自己年轻时获得的声誉完全给断送了。随着他对真理的认识的逐渐深入，他相应地越来越背离了仁德的做法。在他统治期间召开尼斯宗教会议的那一年也因他处决或谋杀了他的大儿子而弄得乌烟瘴气。……教会对这位把基督教置于罗马世界皇帝宝座上的慷慨的倡导者的感谢之情使他们高度赞扬他的美德，却原谅了他的种种缺点；而那些不忘庆祝这位皇帝圣徒的节日的希腊人，在提到君士坦丁的名字时，很少不特别冠以类同使徒的称号。”这几个字本身就是对在基督的时代之后基督教美德沦丧的可悲总结。这个弘扬基督教力量的人还不如那个身为异教徒的英雄般的图拉真和两安东尼这样的异教哲人有道德。
基督徒通过的第一个宗教法令是君士坦丁的敕令。在公元312年，《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以普世性的宽容。到了公元321年，颁布了星期日礼拜的第一部法令，公元325年在尼斯召开了第一次普世基督教会议，为全世界制定了宗教信条。随后斗争开始了，教会被撕裂，暴露在公开的羞辱中。君士坦丁当政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不仅对罗马意义非凡，对上帝的教会和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好的实例，向人展示在名义上高举基督教于世界的宝座之上所带来的结果。伴随着这种统治的兴起，敌基督者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欧洲滑入了黑暗时代。
君士坦丁确实做到了他的父辈和父辈的父辈未曾做到的事。他为自己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个新首都，一种新政策和一个新宗教。”在此之前，放弃罗马城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君士坦丁对于选择君士坦丁堡确实有着超人的智慧。对于一个伟大的帝国来说，这里是一个天然的中心和首都。在欧洲各国之间的对抗中，这里从来都是各方的必争之地，根据但以理的预言，君士坦丁堡将是斗争的焦点，直到世界的末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建于公元330年，正好是奥古斯都在亚克兴击败安东尼，“暂时”（但11:24）独揽罗马大权的360年周年。
这种政教联合的新政策只是表面上的。曾经所有的国家都遵循着某种类似的政策，政府是一切的核心，这一点在异教时代的罗马尤为明显。但君士坦丁改变了这种政策，虽然本土宗教被视为异教而遭到打压，但“不法的隐意”却登上了王座。世界被纳入基督教的名下，并不是因为基督教这个词语中那位“基督”的生命，而是因为基督教被人和撒旦的思想腐化污损了。
按照吉本的说法，从这一刻起，历史学家在描述战争之前，要首先描述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他应当采取一种古代的俗人和僧人都无法想象的分类方法。”也就是说，在此之后的罗马历史必须要处理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与巴比伦、玛代波斯和希腊完全不同。
历史已经变迁。魔鬼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在基督降生之前的列国所代表的那种稳健而决绝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已被一种意味着彻底毁灭的近乎疯狂的计划所取代。如果可能，一切侍奉天上上帝的人都要被除灭。这个世界的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堕落的人越多，魔鬼在最终审判的日子里所承受的刑罚（原文为“重担”或“负担”）就越轻。君士坦丁引发的一系列运动迅速地为黑暗时代的敌基督者铺就了道路。在尼斯召开的会议对教会和国家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集会，因为二者已经携手揽腕，所以任何变故都会牵涉双方。
基督教世界被神学上的派系之争搞得支离破碎。亚历山大城是所有哲学研究的中心，也是神学活动的中心，在这里可以最强烈地感受到希腊的影响。亚他那修作为一个派别的领袖人物，曾经是执事长，后来就任亚历山大主教。他的对手阿里乌斯是这同一城的长老。
当君士坦丁还在争夺罗马皇位的时候，异教与基督教就已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而在亚历山大城中，异教与基督教进行的乃是白热化的殊死搏斗，在那里基督教与异教的学校比肩而立。也是在这同一座城，奥利金和革利免这样的人被公认为教父，他们采纳了希腊哲学并将研究荷马史诗和其他作品的常用方法应用在圣经的研究中。亚历山大城孕育了高等批判。的雏形，这就是将圣经教导的真理和希腊虚伪的哲学混为一谈的结果，这是一种企图用人的智慧来解读上帝著作的尝试，是一种柏拉图哲学的复活。这些教师借着将希腊哲学引入那些名义上的基督教学校，为这场将罗马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神学之争敞开了门户，并最终成就了不法的隐意。
从这种虚假道理的教训中，亚历山大走出了两个头领人物——亚他那修和阿里乌斯。各人都有自己的追随者，但却没有人能够清楚地定义他们争论的焦点究竟是什么。这争端是如此之大，以致于需要在尼斯召开会议来解决分歧，并给教会制订一个正统信条。身为皇帝的君士坦丁召开会议，并亲自出席。这次会议确定亚他那修的信条为正统，阿里乌斯及其追随者的主张被斥为异端。
然而，宣布信条是一回事，接受信条却是另一回事。伴着正统信条向世界的公布，争端随之而起。这场冲突带来的就是兵戎相见血染战场。虽然阿里乌斯派属于异端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派的主张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在那些入侵罗马帝国西部的蛮族部落中颇受欢迎。定居于非洲的汪达尔人属于阿里乌斯派的追随者，定居于意大利的赫鲁利人和东哥特人也是如此。虽然阿里乌斯主义在非洲、撒丁岛和西班牙广泛传播，在意大利也存在了一段时间，但罗马帝国，这个已将宝座设在君士坦丁堡的北方王的国，被皇帝认可的宗教是大公教会（西部罗马教会）的信仰，在尼斯已将此事昭告天下。由于在君士坦丁的时代，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了北国的象征，所以在这之后，到了公元527年至公元565年之间，查士丁尼就成了大公教会（天主教）事业的支持者。
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异象，罗马帝国将分裂为十个部分，由第四兽头上的十角代表，而其中的三国将被另一势力拔除。第四兽历史的这一阶段与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之后的经文有关。在君士坦丁死后，查士丁尼治的统治是拜占庭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历史学家一致认同，他最伟大的军事成就包括对南方的征服。查士丁尼的成功要归功于在他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为他服务的著名将领贝利撒留，他是皇帝手中用来击碎异端的工具。
汪达尔人是阿里乌斯派，但希尔德里克。就是他们那位远近闻名的勇士盖萨里克。的孙子，却钟爱大公教会的信仰。他在信仰上的背叛使那个与汪达尔王位多少有些关涉的盖利摩。将他赶下台成为可能。以保护失去王位的希尔德里克为由，查士丁尼大帝准备在非洲开战。在因顾及罗马军队的孱弱和战争所要花费的代价而尚未决定是否展开攻击的时候，一位大公教会主教的话坚定了他的决心。这位主教用讲述预言的口吻说道：“这是属天的旨意。哦，陛下，您不该放弃解救非洲教会的神圣事业。那位在战场上有大能的上帝将会行在你的前面，将你的仇敌赶散，因他们乃是上帝儿子的仇敌。”这就足够了，消灭阿里乌斯主义的圣战就此爆发。
一支由罗马人组成的军队，这是从这个衰落的帝国中能够征调给贝利撒留进行指挥的最大规模的军队，从东方补充了新兵，踏上了非洲的土地，而汪达尔的军队有16万人严阵以待。贝利撒留被盖利摩的敌人们和大公教会信条的支持者们催促着向迦太基进军。双方在迦太基城附近遭遇，汪达尔国王那位兄弟的愚蠢和鲁莽将胜利拱手送给了罗马人。盖利摩逃跑了，迦太基城门大开迎接贝利撒留和他的军队。“阿里乌斯派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已经结束，将自己的圣殿交给了大公教徒，后者从异端亵渎的手中拯救了自己的圣徒并举行圣礼，还大声宣扬亚他那修和查士丁尼的信条。”
公元534年秋，查士丁尼从贝利撒留那里得到了胜利的消息。吉本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从贝利撒留的府邸开始，游行的队伍穿过大街来到竞技场。……国家的财富在这里被展示，或英武或柔美的各式奢侈战利品，华美的铠甲，黄金的宝座和曾经供汪达尔王后使用的皇家马车，王室宴会上的气派家私还有闪闪发亮的珍贵宝石，形态优雅的雕像和瓷器，质地优良的黄金和犹太圣殿中的圣器。这些器皿在经历了漫长的旅行后，被恭恭敬敬地陈列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中。汪达尔贵族排着长长的队伍，不情愿地展示着他们那魁梧的身材和富有男子气概的面容。”
“阿里乌斯派为自己曾经在非洲昌盛了一个世纪的教会的毁灭而哀叹，他们被征服者那禁止他们为孩子施洗和进行一切宗教敬拜的法律激怒了。”这就不奇怪他们会去谋反，以对抗查士丁尼权下的政府和将军。在将一种信条凌驾于另一种信条之上的战争中丧失的生命令人不寒而栗，通往教皇王冠的道路也血迹斑斑。据说，查士丁尼大帝进行的战争共吞灭了500万非洲人的生命。
为了简洁起见，仅以这个大公教帝国与汪达尔人之间的战争为例去影射另两个国家——赫鲁利和东哥特的灭亡。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公元533至538年，对两国的吞并主要还是由贝利撒留完成的。
与异教的最后一次较量发生在公元508年不列颠人接受基督教的时候，至此但以理书所说的“常献的燔祭”被除掉了。到了公元538年，教廷在罗马登上宝座的道路已经扫清。因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建立而被抛弃的罗马城如今被教会的首领占据了。一种新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与异教混合的产物破壳而出，并催生了所谓的教皇制。在君士坦丁的时代撒下的种子，到了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有了收获，而后者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则成了“行毁坏可憎的”之依托。
这段历史中的一个亮点就是罗马馈赠给后世的法典，而这部法典的编著者就是查士丁尼。我们不禁会怀疑，这位皇帝统治的时期正是教皇制形成的时期，而他本人所仰仗的也是武力，这样一个人编著的法典难道不会包含一些罗马教廷的原则吗？费舍尔说：“人道的原则被纳入了民法，同样也被纳入了帝国主义的专制原则。”查士丁尼的法律构成了今天一般国家法律的基础，而查士丁尼的宗教也成了今天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宗教。
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在教皇制的形成以及赋予其民事权利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的人。阿里乌斯主义和正统大公教会信仰之间的冲突成为给罗马教廷加冕的手段，一个迅速堕落为暴政化身的力量握紧了罗马的权杖，而那位向以色列宣扬和平之约者的门徒，却要陷入1260年挣扎求生的艰难时期。真理的原则被无一例外地践踏，公元538年开启了黑暗时代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