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不法的隐意之作为（但11:32-45）
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关键的一年是公元前457年，而在基督教会的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则是公元538年。前者可以追溯到复兴并重建耶路撒冷的法令，标志着但8:14中两千三百日这个伟大预言时期的开始。后者则见证了罗马教廷的建立，是另一个预言时期“一载、二载、半载”或但7:25中的一千二百六十天的开始。小角就是在这个时期中毁灭了由罗马帝国分裂出的十国中的三国，并开始掌权。但以理书11章第31节记载了这段时期的开始，即公元538年。
罗马教廷绝对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发展成熟，就如巴比伦、玛代波斯或希腊那统管普世的力量绝非瞬间获得一样。罗马教皇的权力伴随着国权共同成长。根据启13:2，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兽。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为这个新一代的势力获取权柄做出的贡献和古列、亚历山大以及凯撒通过征服为自己的国夺取权力做出的贡献是一样的。异教之下的罗马政权将王座挪到了君士坦丁堡，这就给罗马教廷在台伯河之上的这座城中加冕留下了空间。正如领土和首都皆是逐渐获取的，罗马教廷的权柄的获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四个普世性的帝国都有着自己最具代表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她们掌权的年代被贯穿始终。同样，罗马教廷也有自己清楚明确的政策，而这种刚刚开始执行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在亚历山大城体现得最为明显。正是在这里，异教和基督教这两条不同的溪流被混合在了一起。罗马教廷诞生于尼罗河岸，埃及是养育她的母亲，而她在成长过程中汲取了周围环境的瘴气。起初，基督徒用异教的思想去解读圣经，这样异教在表面上就被征服了，但事实上异教才是征服者。
后来，上帝之道的教训被篡改，以迎合进入基督教会的异教徒和偶像崇拜。第二条诫命被从十诫中删除，第十条诫命被一分为二以把诫命的条数凑齐。第四诫，上帝律法的基石，创造和救赎的纪念，竟被公然篡改，进而使上帝的敌人被高举超越了上帝本身。再后来，整本圣经都被弃之不用，当使人知罪的准绳被封禁时，卑劣与邪恶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然而，这并非罗马教廷的全部政策，所论及的不过是构成其建筑根基的一块石头而已。
教会的领袖俨然成了一位行政官员，他那本就高于信众的地位被提得越来越高，直到教会等级制度完全确立。借着大公会议的决议，教会的领袖被宣布为绝对无误。不过事实上，此等信仰在这个新的教会中久已存在，尤其是在教会的“头”那里，这样的想法早就取代了对基督的信心。圣母玛利亚和圣徒成了罪人的中保，而赦罪的权柄竟然归给了教会的领袖。义需要借着漫长的朝圣之旅、苦修和圣物崇拜来获得，永无止境的刑罚被当作悬在普通百姓头上的恐吓。黑暗越来越深，宗教裁判所为胁迫人的良知而设立。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们在淫威之下无奈地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统治权，而如若拒绝就意味着他们的王冠将被打落，他们的臣民将不再有效忠的义务。各国对罗马是如此恭维，甚至无人胆敢在她的面前存有丝毫抗议之举。
一种无法想象的黑暗笼罩了整个世界。当上帝的话语被抛弃，光便随之而湮灭。“罗马天主教廷的正午，正是世界道德的午夜。”
那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并折磨至高者圣民的权柄被划定了1260年的时间。这权柄太过残暴凶恶，她的日子将被减少，否则就没有人能够在这迫害中幸存。对基督的教会来说，这犹如埃及或巴比伦的奴役。但正如上帝在埃及和巴比伦之内有一班在黑暗时期中追寻光明的百姓，永远都有一小群门徒会把圣经放在心上视为珍宝，并遵守诫命。
瓦典西人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保罗的时代，从使徒最初宣讲福音的小亚细亚直到意大利山间的原野，到处都有忠心遵守安息日的人。虽然宝座上的权力可以更改敬拜的日期，但总有一些人是顺从上帝而不顺从人的。正如加百列对但以理所说的：“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但11:31）。纵然成千上万的人因放胆扬声反对那权威而倒下，但上帝一直在看顾着他们，并思念着每一个献出生命的人。
上帝为他的教会所施行的最奇妙的拯救会发生在逼迫时期临近尾声的那一刻。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时，他们竟然过红海如行走干地；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拯救时，他们所经历的乃是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发生的神迹；但新教的诞生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施行的拯救，远比之前的一切更加辉煌。
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有着一段相同的拯救。这里提到地帮助了妇人（教会）。天父会使用那些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做善事的力量去打破撒旦围堵真理的壁垒。对圣经的压制会带来对所有学问的压制。没有为民众开设的学校，没有书籍，没有报纸，医生不能行医，以免他们会拿走那些本来要投到教会奉献箱里的钱。如果有任何人胆敢倡导学习，或逾越教会指定的道路，那么等待他的就是火刑柱。但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上帝使用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帮助拯救他的子民。摩尔人在西班牙和亚州西部建立学校，科学在这些学校中被教导，而从这些学校中闪耀出的知识之光照亮了埃及。
威克里夫在十四世纪被誉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他将圣经翻译为英文。他写的小册子显明了教皇制度的虚假。他在英格兰，像晚年的但以理一样，与国王交往密切，而福音的亮光在此时便发挥了影响力。无论是宝座上的统治者还是大学中的学生，威克里夫都将福音传给他们。在他的追随者中，罗拉德派被残酷迫害，但并未被彻底消灭。在他们的后人中，有清教徒将新教带到了美国。
波西米亚的胡斯和耶罗米大声疾呼，反对教皇的教条。之后，德国的修士路德宣扬良知的自由以及唯有依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才能获得救赎。路德从一个德国修道院里找到了被锁在暗室中的圣经，一个闪烁的火花点燃了罗马无法熄灭的烈焰。
上帝的话语成了帝国的课本。路德在改革的工作上得到了威丁堡著名的教师梅兰克吞的帮助。在德国的其他各处，学校纷纷被建立，其中的教师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路德去世之前，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坐在了新教教师的脚下。当上帝的话语向人类开启时，工作的进展竟如此迅速。宗教改革一路朝着胜利前进，而罗马的疆界则一再被挤压，这一切并非因着刀剑，而要归功于前进的真理。这光照进了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美国正是在这些诞生于德国的原则之上被建立起来的。
罗马教廷在这样的打击面前战栗不已，宗教改革进入哪个国家，就会被那个国家接受，罗马教庭的死期虽然还未来到，但距离其历史的末日已为时不远。上帝在宗教改革中为这些现代国家提供了相同拯救，就如同他当年赋予犹太人机会，让他们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一样。永恒之约被重述，然而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人对待这约的态度，就如同当年犹太人对待离开巴比伦之法令的态度一样。当宗教改革的原则，就是良心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原则，被传递给一个国家而遭到拒绝时，那个国家就会重新滑入罗马教廷的怀抱，并将那个教廷的政府原则贯彻到底。
这就是法国的历史。这个国家的经历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种实际的教训。在她的疆界之内，真理已被传扬，但罗马教廷再次兴起并为所欲为。在这个国家里，但11:36-39完全应验了。人因拒绝光明而陷入的那种黑暗，其强度是语言无法描绘的。
斯科特在《拿破仑的生平》一书中提到了法国的1793年，就是划定的期限届满前的数年，他说：“世人第一次听到一个国家的议会议员都生长在文明的国家，受过相当的教育，并掌有政权管理欧洲最文明的一个国家——竟异口同声地否认人所能接受的最严肃的真理，并全体一致地抗拒对于真神的信仰和敬拜。”“法国乃是世上唯一的国家，曾伸手公然反对创造宇宙的主宰，而且这事是有确凿的历史斑斑可考的。英国、德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向来有许多亵渎上帝和不信上帝的人；但法国在世界的历史上乃是一个突出的国家，由立法的议会颁发命令，宣称天地间没有上帝；为这一件事，首都的全体市民以及各处大多数的男女都聚集唱歌跳舞，以示庆祝。”
对那个时代历史的进一步引证将展现上帝被拒绝的是多么彻底，对人类理智的崇拜已将上帝取代。
一天“议会的门大开，一个乐队在前领路，后面随着市政府的委员排成严肃的行列，唱着赞美自由的诗歌，护送着他们今后所要敬拜的对象，就是一个蒙着帕子的所谓‘理智女神’的女子进来了。”当这个女人的真面目被戳穿时，人们发现她不过是一个放荡的歌女。这就是法国找到的他们所崇尚之理性的最恰当的代表。也许当提到希腊高举人类理性的策略时，人们并不容易理解这条路会带来什么后果，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历史就是对这种后果的最佳阐释。
如今，人将理性高举于上帝之上，他们设法用私意解释上帝的话语，他们提出了各种与“耶和华如此说”相违背的理论。就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跟从着希腊的智慧，自己研究哲学又将这些教导儿女。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是教皇，而且也只可能是教皇会最终导致我们所读到的法国那段骇人听闻的历史。
在加冕了“理性女神”之后，法国通过的法律清楚地显明了这种敬拜的后果。可以追溯到伊甸园的与敬拜耶和华密不可分的两大制度遭到了唾弃。一项法令将星期的制度改得面目全非，用十天休息一天取代了每周遵一次的安息（休息日）。婚姻的法律被废止，保护社会的屏障被彻底无视。
罗马教廷在法国迅速地铺就了通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对人类理智的崇拜带来了死亡。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圣巴多罗买大屠杀，雅各宾专政，这些都讲述着那恐怖的毁灭。这个时期的历史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种实际的教训，从中可以看到当上帝的圣灵从地上收回时，列国那最终的毁灭。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当权者拒绝敬拜耶和华而选择高举“理性女神”。
直到一位年轻的军官波拿巴·拿破仑接管政权，法国才从彻底崩溃的边缘被拉回来。一片混乱中，拿破仑将一个遍地血腥的国家变成了欧洲的荣耀之地。这场使千千万万人殒命的争斗，其起因是对公民权与宗教权进行压制的企图。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对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造成了致命打击，而法国则成了罗马教廷的暴政和新教以及共和主义相互角力的战场。君主专制总是伴随并支持着罗马教廷的策略，在异教国家和基督教国家都是如此。而大体上讲，民主的政府形式都是在某个国家接受真理亮光后才被实行的。
当宗教改革被法国拒绝时，君主专制的暴政就变得肆无忌惮。国家三分之二的土地掌握在神职人员和贵族手中，国王制定向臣民征税的法律，对国会的反对置若罔闻，而国王成了唯一有权发布逮捕和监禁命令的人。饥荒在各省蔓延，树皮成了千千万万人糊口的粮食。当这种压迫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了反抗如发疯一样，直到他们不再像人而更像魔鬼。
在美国，宗教改革的原则相对轻松地被付诸实践。但在法国拒绝了光明之后，追寻自由的跋涉中便充斥着鲜血。
之后，拿破仑出现了。凭借着迅速的行动和灵活的头脑，他带领法国的军队在全欧洲取得了胜利。贵族和教士一样的软弱无力，而普通百姓在之前数年的恐怖中已经徒劳地被消耗得精疲力竭，军队成了主导一切的力量。拿破仑击败了奥地利人又占领了米兰，他迫使教皇和一些意大利城市交出自己收藏的艺术品以换取和平。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共和国，强制奥地利割让比利时的行省给法国。他率领一支远征军前往埃及，希望可以控制地中海东部。在远征的途中，他征服了马耳他，之后又在金字塔附近取得了对埃及伊斯兰教徒作战的胜利。然而在尼罗河附近，波拿巴被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尼尔森勋爵击败。英国人嫉妒拿破仑进行的迅速扩张，并在埃及阻止了他前进的脚步。稍后，拿破仑在埃及的阿布基尔击败了土耳其人。1799年，法国通过了宪法，拿破仑被选为第一执政官，附有两名助手。法国曾想复制美国的宪法，但并没有成功。1799年的宪法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并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和自治。“平等，但不自由，就是法国现在所代表的一切。”
拿破仑的改革是值得注意的。有位历史学家说：“他（拿破仑）亲自参加了那些宗教仪式，这些宗教仪式是对旧敬拜系统的正式恢复，而理性女神的位置已被无神论的狂欢所取代。”“非天主教徒得到了充分的宽容。”贝尔蒂埃在1798年囚禁了教皇，这就应验了1260年关于教皇统治权的预言。
可是拿破仑的改革只倾向于君主制，但人民想要的是共和制，个人的骄傲压倒了一切，他便将精力都投入到高举自己的事上。拿破仑在1804年称帝，为了效仿查理曼大帝，他在巴黎圣母院从教皇庇护七世那里接受了冠冕。自由似乎又要失败了，对真理的部分接受只带来了暴政，这种事对个人和国家而言都皆同一理。
正如在美国宪法中所体现的那样，宗教改革原则的确立正是清教徒那种信仰和勇气的结果，对这种亮光的跟随导致了对罗马教廷的远离。法国的艰难对于那些将包庇敌基督原则视为无害的人，以及那些已经知晓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之真理却再次转向错谬枷锁的人，都是一种警告。
1798年年底，北方王和南方王再次爆发冲突。自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以来，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对地中海的控制权，所有国家一致认为君士坦丁堡对亚洲和欧洲来说都至关重要。到末世的时候，历史将再次让这座城市成为焦点。与之前一样，我们需要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找到现在这些已彻底呈现在我们眼前之事件的根源。就在罗马教廷成长为羽翼丰满的君主国，并被世上的国承认时，另一个力量诞生了。撒旦的新诡计是以伊斯兰教的形式出现的，如今她已控制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源于阿拉伯的新教义就如同从无底坑中冒出来的烟雾一样散播开来。叙利亚拜倒于她的权下，而埃及也成了她影响力的中心。埃及一向受到各种邪恶势力的影响，尼罗河的两岸滋生着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
伊斯兰教只不过是埃及黑暗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凭借着刀剑的力量，穆罕穆德的追随者们奋力向欧洲拼杀。伊斯兰教的象征，那弯悬挂于西方天际的新月，在八世纪早期延伸到了西班牙，并一度使整个欧洲受到威胁，直到图尔之战（732年），征服者前进的脚步才戛然而止。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便一直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他们是穆罕穆德教义最勇猛无畏的拥护者。正如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是一个历史的路标，1453年她的沦陷也成为另一个里程碑。罗马教廷收到的最大一笔财富就是那些涌入意大利的希腊学者，这些人是在君士坦丁堡被入侵的伊斯兰教徒赶出来的。美洲的发现要归功于在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的伊斯兰教徒对向东通往印度洋上那些富裕岛屿之交通线的封闭，所以上帝借着远远多于我们想象的方式，用那些对真理全然无知的人去推进他的真理。
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和土耳其欧洲的领土，都已在伊斯兰教的控制之下，她又进入了“荣美之地”，一座穆斯林的清真寺占据了当年所罗门圣殿曾经耸立的位置。然而，以东、摩押和亚扪却逃脱了这种征服的力量，土耳其前往麦加的商队途径于此，这几个国家每年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馈赠。
拿破仑在埃及建立欧洲权势的野心可能是南北之间最后一场较量的开始。甚至在他的时代，俄罗斯和法国曾结为友邦，而土耳其人被驱离欧洲的时机尚未成熟，英国则以埃及为根据地对抗拿破仑的军队。拿破仑意识到了君士坦丁堡具有的价值，俄罗斯也是如此，欧洲各国则互相猜忌，生怕有人占了先机，成为这个要塞的主人。
每一只眼睛都盯着这个地方，多年以来从未改变。土耳其是众所周知的“东方病夫”，而他还没有死的原因只有一个，打个比方来说是被催眠了，被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操纵。总有一天他要被驱离君士坦丁堡，他在巴勒斯坦的居所要被铲除，就是他安置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帐幕。世界将再一次感受到末日近在咫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当土耳其人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整个欧洲都将天翻地覆。没人知道他们会怎样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命名，但上帝称其为哈米吉多顿。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全世界都因土耳其被搅得惶惶不安。为了避免危机加剧，英国和法国前往增援并要求俄罗斯撤军。在1877年的俄土战争中，整个欧洲的力量都被凝聚起来去挽救那个“病夫”的生命。
“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喊着说：‘地……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启7:1-3）。这些天使现在正执掌着四方的风，等待上帝的教会为即将到来的一切做好准备。盖印的天使来到耶路撒冷（教会），将永生上帝的印因盖在那有信心之人的额头上，当这项工作仍在进行时，土耳其就像在这个世界上耸立于列国之间的风向标一样，地上的人便可以借此知晓天上圣所中的景况。
上帝的眼目看顾着他的百姓，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上帝的见证存留。没有人知道土耳其会在何时被驱离欧洲，而当这一切成就时，世界的历史定然不再长久。在那一刻，将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22:11）。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命运被记载下来作为今日各国的借鉴，在我们眼前呈现的这些历史事件中包含着一切的教训。世界注视着土耳其，让上帝的仆人们仰望那位至高大祭司的作为，赎罪的事工已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