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教皇权“报仇，主啊，为你被杀的圣徒报仇，
他们的尸骨散落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上；
……在你的书中记载着他们的叹息
他们是你的羊……
在意大利全地，
他们撒下了殉道的血和骨灰，……
以便由此可以产生百倍
既已经学了你的样式，
就可以早早逃离巴比伦的灾殃的人。”
——弥尔顿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7:1。
伯沙撒王元年是哪一年，我们无法确定。通常有把握的说法是主前555年；但就得假定伯沙撒和拿波尼度是同一个人。因为在关于巴比伦的倾覆的记载中有发现拿波尼度这个名字；并且知道他于主前555年开始作王，年代学者们在圣经的旁注中把555年标注为伯沙撒王元年。但更近的考查发现的事实是伯沙撒是拿波尼度的儿子，只不过是与他父联合作王的。（见罗林森的《七个伟大的君主国》，第四国，第8章，第38-50段。）当古列来攻击巴比伦时，拿波尼度出去迎战，但被击败了，他把自己关在博尔西帕，在巴比伦下边数英里远的地方，留下伯沙撒掌管巴比伦城。
这解释了伯沙撒在那个狂欢的宴席之夜为何应许但以理说，如果他能解释墙上的字，就要在他国中位列第三而不是位列第二的原因（但5:16）。他许诺赐给但以理他所能给予的最高位置。拿波尼度是第一，伯沙撒自己是第二，但以理要成为第三。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圣经作为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古代的资源发现得越多，就越证明圣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但7:2,3。
圣经从不使一个人处于必须猜测上帝想要他明白之事的境地；上帝希望我们明白但以理书（太24:15），所以我们应该指望圣经来解释这个异象。就在第七章中，我们得到了解释。第17节说：
“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
然后，为了一点儿也不会缺少藉以识别这四王的信息，那位给出解释的天使继续说：
“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18节。
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得知这四个国将是上帝的国设立之前仅有的四个世界性帝国，圣民将要承受上帝的国，并且住在其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发现这正是但以理书第2章中那四个国度的情况。所以我们就知道，但以理书第7章中的四王必与但以理书第2章中的四王相同。因为两个系列的世界性帝国在地上同时存在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还有另外两个象征物，就是风和海，不过解释它们很容易。那四兽（四王）之所以上来，是由于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风刮在海上，产生了动荡。但列国藉以兴衰的动荡乃是战争；所以我们必定得出结论说那刮在大海之上的四风代表地上众民之间的纷争。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当一个象征一旦被用在预言中时，若有某个确定的意义，那么它在任何一个别的预言中也都必有同样的意义。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圣经中的内容就不会协调一致了。藉着遵循这个原则，一切就都和谐了。在启示录第十七章中，约翰说他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众水之上（第1节）；天使告诉人（第15节）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因而但以理书第7章的大海就必代表地上的人们。另见赛8:7，在那节经文中亚述的民被称为“大河的水。”如果海指民，那么海被风激起当然就指人们被激起来——纷争。与此一致，我们发现在耶25:32,33中，大暴风从地极刮起的结果是从地这边到地那边都会有被杀戮的。在启示录7:1-3中，风——人们猛烈的激情——被描绘成正被执掌着，免得地被伤害。
于是，这个预言就只是让我们看到四个世界性帝国——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每一个都是由于人们不受控制之情欲而兴起的。它们之所以这样被提出来，为的是要显出另外的特征。首先，巴比伦连同其权柄和荣耀，被描绘成一头狮子，有鹰的翅膀。但7:4。在一处地方，它被描绘如下：“我必兴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哈1:6-8。
但以理继续讲到这头一个兽：
“我观看，直到兽的翅膀被拔去，并且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象人一样，又得了人心。”但7:4。旁注译为“用那个，”代替“并且，”这样就使这节经文的意思更清楚了：“我观看，直到兽的翅膀被拔去，用翅膀兽才得以从地上升起来，并且得以用两脚站立，象人一样，又得了人心。”
狮子背上的翅膀象征迅速，巴比伦藉以扩展其征服的范围。（见上文所引用的哈1:6-8。）藉着它的翅膀它才得以从地上升起来，飞过挡在它路上的任何障碍，从而它的进程便不受阻碍。但巴比伦王国的荣耀结束于尼布甲尼撒。这个国度仍象从前一样富丽堂皇，但支撑其富丽堂皇的权势已经不在了。它不能再用鹰的翅膀超越所有障碍了；它那时站住不动了，也不再扩展其征服的范围了。伯沙撒没有象狮子那样非常勇猛的心，反而那么胆怯，以致“腰骨好象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但5:6），正当他亵渎地狂欢滥饮时，那字迹在墙上出现了。当恶人看到上帝的字迹时，无论那字迹是在墙上还是在书上，良心确实使他们胆怯。
“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但7:5。
关于“旁跨而坐”这种表达方式，旁注的读法是：“它兴起了一个统治权。”这就表明，实际的情况乃是玛代波斯帝国的一个分支曾处于优势地位。起先，这国是玛代国，而波斯只是一个省。当开始远征巴比伦时，是玛代王大流士发起的，他侄子波斯王古列只是同盟国。当巴比伦被征服时，大流士取了王位；但是在大流士死后，该帝国的玛代部分就变为次要了。有些历史学家说，波斯起来反抗了玛代，并且藉着征服获得了优势。但无论如何，毫无疑问，波斯乃是玛代波斯统治权中的主导势力。所以它大大高过玛代部分，以致该帝国常常只被说成是波斯帝国。
“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但7:5。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第二条象征线路来描述那四国是多么适当。它们罕见的特征是那个大像所不能说明的，那大像只能说明一国比一国更强或更富丽堂皇。但在这条象征线路中，指出了另外的特征。从而就说明玛代波斯帝国的特征是贪求征服，并且草菅人命。只要读历史的人，就知道波斯王大都具有残忍、暴虐的性情，并且他们牺牲了大量的军队，充分支持了预言所给予那个帝国的特征。普莱德奥克斯断言，在古列之后，波斯诸王是“曾统治一个帝国的最坏的人种。”——《联系》，主前559年，尼立格立撒一世。
“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但7:6。
豹是一种脚步飞快的兽，另外加上四个翅膀会使它的速度几乎无法想象。没有什么比这更适合描绘在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帝国了，他的名字正是速动的同义词。罗林说（15册，第二部分，最后一段），“亚历山大，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就行军超过1,700里格（8160公里），这还不包括他回到巴比伦的行程。”并且他所向披靡，将仇敌尽行征服。
这兽的四个头指的无非就是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分成的四部分。请记住，希腊帝国并没有分为四个别的帝国，而是一个帝国分成了四个头，就象那豹有四个头一样。罗林给出了历史上这四个部分的所有的王，都在“亚历山大的继任者”的头衔下。
希腊
“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但7:6。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象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但7:7,8。
既然四兽代表地上四个世界性帝国（但7:17,18），因而就可断定第四兽代表第四国，或者说罗马，它的铁血统治我们已经读过了。
不过但以理对天使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并不完全满意。他从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中必定已经知道了这四个国的主要特征；但其中有些细节是他想要得到更多亮光的。“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但7:19,20。
对这个请求作出的回答如下：
“那侍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但7:23,24。
教皇权
罗马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但7:7。
第四兽就是第四国——罗马——而那十角，经上明说：“就是必兴起的十王，”即，罗马帝国要分成的十个部分。在但2:41中提到了这次分裂。分裂是由蛮族的入侵实现的，蛮族的多次入侵在第四和第五世纪肢解了罗马帝国，这段历史被吉本描绘得非常生动细致。
在罗马帝国的分裂完成之后，即在主后476年，另一个权势要兴起，并且在它兴起时，先前的国中有三国要被它连根拔起来。这小角“有眼，象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但7:8），关于这个小角，所有解经家的意见是那么一致，以致我们可以毫不冒险地立刻说出它代表教皇权。在但7:8,20,21,25中给出的特征，教皇权都符合，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权势符合这些特征。它将三个国连根拔起，为要给它自己腾地方；并且好像是要显示预言的应验似的，教皇的冠冕是一个三重的冠冕。这种冠冕别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没戴过。稍后会提到被拔出的这三个国。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但7:25。
我们若发现这三个详细说明适用于教皇权，那么我们就不必继续寻找小角指谁了。我们会详细考虑这些细节。
1.“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教皇号称“上帝儿子的代理人”，表明他充任基督的职位。保罗论到教皇权，就是他称为“大罪人”（帖后2:3,4）的，说他“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这与但7:25类似。这应验在教皇声称有权柄准予人特赦，而这是上帝自己从未答应人去做的事。此外，它还应验在教皇无误论的教条上。这个教条是在1870年的会议上得到批准的，下文便是那个教令的一部分：
“因为藉着使徒首位的神圣权利，罗马教皇被安置在普世教会之上，我们进一步教导并且宣布，他是信徒的最高审判者，并且在一切事业中，凡属教会的决定，都得求助于他的裁决，而且除了那最大的权威，谁也不可重新审议天主教的审判，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合法地评论它的审判。”——《梵蒂冈教令》，腓力·查夫博士著。
虽然这个教条是在1870年得到批准的，但却已经被持守了数个世纪，就如下述罗马教令集中的一个荒谬的声明所显示的：
“就算教皇会变得忽视他自己的得救问题，也忽视别人的得救问题，并且失丧，一无是处，以致使得无数的人和他自己一同进入地狱，并且和他自己一同陷入永远的刑罚之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必死的人可以擅自责备他，因为他是审判所有人的，并且不受任何人的审判。”——引自威利，《改正教历史》，卷5，第10章。
恺培尔阁下曾是教皇庇乌四世的私人牧师，在一本名为“教皇；基督的代理人；教会的头”的小册子中，列出了在不同的教会文件中给出的教皇头衔和称呼的名单，从这份名单中我们选了下列称号：
“所有头中最神圣的头。”“众父中的圣父，在所有高级教士之上的最高的主教。”“牧师长；牧师中的牧师。”“受膏的基督。”“在位的麦基洗德。”“大祭司，至高的主教。”“执掌天国钥匙者。”“至高的领袖；最有权能的道。”“基督的代理人。”“众主教之至高无上的主教。”“主之家的管理者。”“使徒的主和众父之父。“牧师教师的领袖灵魂的医生。”“磐石，地狱骄傲的门不能胜过他。”“无误的教皇。”“上帝所有圣祭司之头。”“普世教会的领袖。”“主教的主教，即，至高无上的教皇。”
这些称号，以及别的许多同样亵渎的称号，包括“犹大支派的狮子，”都被教皇正当地接受为他自己的称号。在我们这个文明开化的时代，这个称号已经被那些奴颜婢膝的奉承者们献给了教皇利奥八世，在他们眼中，“陛下”乃是一位圣者。在地上没有任何别的权势曾如此抵挡上帝，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或受人敬拜的；所以正是教皇“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帖后2:4。
2.“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当我们查考这个细节时，证据是压倒一切的。时间和语言都不能适当处理这事。在教皇制度的暴行中，著名的是圣巴多罗买节的大屠杀。在1572年8月24日那天，巴黎开始了一场历史上最恐怖的、冷血的大屠杀，就是对胡格诺派教徒的大屠杀。国王查理四世亲自参加了大屠杀，击毙了许多正在努力逃脱他士兵之疯狂残杀的人。据最权威的人士说这次的大屠杀在全法国被杀死的人数有七万。我们引用下述来自怀利的话来说明罗马跟这次大屠杀的关系：
“在罗马，当消息传来时，人们处在无尽的欢乐中。带来这个急件的信使受到的奖赏就象一个带来了伟大胜利消息的人，而接下来庆祝成功的仪式就象古异教罗马的骄傲凯旋一样。……那永恒之城的街道上满了人，教皇格里戈利极尽其奢华炫耀之能事，与随同他的一队枢机主教、主教和僧侣们到圣马可教堂去，要在那里向天上的上帝献祈祷和感恩，因他大大祝福了罗马教廷和罗马天主教。……第二天，教皇列队去了密涅瓦堂，在那里举行了弥撒之后，向所有基督教徒宣布了大赦年，‘好使他们可以因最近在法国执行的对教会敌人的大屠杀而感谢上帝。’”——《改正教史》，卷17，第16章，第15段。
但圣徒还要受折磨。这暗示比直截了当的大屠杀更厉害。我们引用来自关于监禁瓦典西人之记录的一段话，那时，在教皇听话的仆人路易十四的命令下，他们被从他们的山谷中赶了出来：
“我们不知道是否曾有整个民族都立刻进了监狱。但现在确实这样了。所有在刽子手刀下余生的瓦典西人都被禁闭在皮德蒙特的地牢里了！……他们在监牢里受到了怎样的待遇呢？就象非洲奴隶在‘中间航道’上受的待遇一样。他们的衣食都不足。分给他们的面包是发恶臭的。他们只有坏透的水可以喝。他们白天遭受暴晒，夜晚遭受寒霜。他们被迫睡在光秃的路面上，或者睡在满是害虫的还不如石头地的稻草上。在这些恐怖的住处突然暴发的疾病，死亡率高得可怕。亨利·阿诺德说：‘当他们进入这些地牢时，他们数起来有一万四千健康的山地人，但是，在瑞士代表们的求情之下，当他们监牢的门被打开时，只有三千骨瘦如柴的人缓慢地爬了出来。”——同上，卷16，第13章，第18段。
在上述的实例中，我们看到了整个民族怎样活活被折磨，可是我们还只不过是略微暗示了一下临到无辜的瓦典西人的暴行。直到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上帝面前之前，究竟有多少万殉道者被那个最粗野的敌基督势力以基督教的名义处死，绝没有人知道。或许，教皇权更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其令人惊奇的自负主张和亵渎的称号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因为，既然它自称是基督徒，就使基督的敌人痛骂基督的宗教，他们无知地以为正是基督的宗教造成了这许多的暴行。教皇权所造成的无信仰者，比所有其它原因合起来造成的不信者还多。
3.“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教皇权在伸出不敬虔的手干涉上帝律法的事上并不迟疑，并且已经改变了十诫来适合她自己。为了让人敬拜她的像，她已经删去了第二诫的主要部分，把其余的部分加在了第一条诫命上，并且把第十条诫命分成了两条来凑足数目。她还公开夸口说已经改变了第四条诫命，如下所述：
《天主教信徒指导》第23章的第一个问题乃是：
“教会命令要守为圣日的是哪一日？”
而答案是：
“第一日，星期日，或者说主日，我们遵照使徒的传统遵守之，而不是遵守安息日，”等等。这个问题再次被问道：
“你们凭什么守星期日，认为比守古安息日即星期六更可取呢？”
“回答说—我们凭天主教会的权威和使徒的传统守星期日。”
可以说这样问答并没有过分地僭越权威，因为所给出的庆祝星期日而不是第四诫的安息日的理由是“使徒的传统。”但天主教并没有声称他们这样做有任何圣经根据。下一个问题是：
“在圣经中有何处命令把星期日守为安息日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引用了三处提到了七日的第一日的经文，于是继续回答说：
“但这节经文和另一节经文都没有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自此以后要成为敬拜的日子和基督徒的安息日，所以确实，我们这样做的最佳威权乃是教会的证言和条例。所以那些自称要很虔诚地遵守星期日，同时却不注意同一教会权威所颁布的其它节日的人，表明他们行事滑稽，而不是出于理智和虔诚；因为星期日和别的宗教节日都是基于同一基础，就是教会的条例。”
不用停下来讨论圣经有没有批准把诫命的安息日改到七日的第一日，就足以注意到天主教会声称它已经凭自己的权柄作了这种改变，从而擅取权柄撤消上帝的法令。下文摘自“发现真宗教的一个可靠办法”，进一步说明了天主教会确实明明地高抬自己在圣经之上：
“终于，守星期日为圣日对得救来说成了一件绝对必要的事；可是在圣经中并没有一处记载这事；正相反，圣经说，‘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20:8）,安息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所以，圣经并不含有得救所必需的一切事，因此不能成为一个充分的信仰准则。”第95,96页。
但圣经确实在所有事物中都是一个可靠而且充分的向导。“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17。“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箴30:5,6。对圣经标准作出任何最轻微的改变也必是错误的。凡在其上加添的，必被显为是说谎言的。现在，既然教皇权确实在主的话语上加添了，并且自夸有权这样做，因而可以断定它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宗教体系，它的追随者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罗1:25。它用人代替上帝，并且自夸有权改变上帝的话，还要支配人的良心，与上帝的法令相背；从而高抬自己在上帝之上。还能说什么更夸大的话反对上帝呢？
既然唯独圣经才是信仰与道德的真正标准，所以极其显然，当任何权势高抬自己于圣经之上时，随之而来的就必是败坏。罗马天主教的历史表明，这是绝对真实的。高抬自己在上帝之上的那个权势必然高抬自己反对上帝；然而因为上帝乃是所有良善的化身，所以那反对他的必是所有邪恶的化身。因此，按照预言所宣布的教皇权的僭越行为，我们应该指望在它里面看到罪孽的深度。关于导致“那恶人”、“大罪人”充分发展的那场离道背教，我们会给出极少的引文。怀利博士在他的“改正教历史”中说到：
“当上帝所默示的人们停止向我们讲话，而且他们的门徒和学者们--无疑是拥有使徒的精神和教义，但没有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直接知识的人--取代了他们时，我们就开始感觉到一种改变了；一种晦暗掠过了福音的极度荣耀。当我们从保罗走到克莱门特，并从克莱门特走到继他之后的教父们时，我们就发现福音变得恩典越来越少，功劳越来越多了。当我们沿教父的道路而行时，亮光就在消逝，并且使我们自己离使徒的晨光更远了。有一段时间至少它仍是同一个福音，但它的荣耀被剥夺了，它强大的力量被减少了；这使我们想到太阳似乎经过的改变，在热带的半球注视他之后，我们看到他在北方的天空，在那里他倾斜的光线强行穿过雾和水汽，失掉了一半的光华。通过教父时代的雾气看福音，所看到的福音与数百年前突然临到世界的福音几乎不是同一个福音了。”第1册，第2章，第11段。
比起事实将要证明的，博士所说教父们无疑是拥有使徒的精神和教义的人，实在是更为宽大的说法。他们最多不过是半个异教徒，无论他们的意图可能是什么，因为他们就饮于异教哲学的泥池而不是神圣启示的纯净泉源；而且他们的主要努力乃是要使基督教和异教哲学同化。在这方面他们真可谓极其成功。我们再次引用怀利的话：
“圣所的大门曾被攻破，败坏的洪流以不断加大的流量持续涌入。已经引进的在教义和敬拜上的衰退把教会早上的明光变成了暮色微光；开始于第五世纪并且持续到后续几个世纪的北方诸国的侵袭，又把那暮色微光变成了黑夜。新的种族们虽然改变了他们的国土，但没有改变他们的迷信；而且，不幸的是，在该时代的基督教中，并无热心也无精力去教导他们并使他们真的悔改归正。圣经已被撤消；在讲台上，乖巧捏造的虚言篡夺了真理的位置；圣洁生活无言的感化力虽能赢得野蛮人，却很少有人示范出来；因而，教会不但没能驱散那象乌云一样包围着她的诸般迷信，反而几乎被这些迷信消灭了她自己的亮光。她敞开自己的大门按照新来的人本来的样子接受他们。她用洗礼的水洒了他们；她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教会名册上；她教导他们要在祈祷时重复说三位一体的名号；虽然唯有福音的各项道理才能启迪悟性，洁净人心，并以美德丰富人生，但她却一点儿也不尽责，没有将之谆谆劝导他们。她把他们圈在自己的栅栏里，但他们并不比以前更是基督徒，同时她也大不如前了。”——同上，卷1，第2章，第8段。
教会就这样变得异教化了，而且它完成这种转化并没有花很长时间。怀利继续说到：
“背道就象重体下降一样，是以不断增加的速度进行的。首先是在殉道者的坟墓上点起了灯；接下来是在他们的墓地举行圣餐；然后是为他们并向他们祈祷；之后，各种绘画和肖像开始损毁墙壁，并有尸体开始污秽教堂的场地。使徒们本来只需用水施洗，后来教会却变得若没有白袍和圣油、奶、蜜、以及盐就不可以施洗。然后就是教会职员的剧增，他们的名称和人数与基督教初传时很少的人数及简朴的秩序形成了惊人的对比。”同上，第9段。
教会被败坏乃是使人改变信仰所使用之方法的必然结果。史学家说：
“当社会的较低阶层受模仿支配时，那些在出身、权势、或财富方面出众之人一转变信仰，有依赖性的大众随即就跟从他们了。如果在一年之中，除了同比例的妇女和孩子之外，在罗马确实有一万二千男丁受洗，而且皇帝曾许诺给每一个悔改信主的人一件白衣，十二条金子，就可以不费劲儿地买到平民的救恩。”——《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0章，第18段。
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段话，因为它是根据可靠的权威说的，新凯撒利亚的主教格里戈利·陶马特古（行奇事的格里戈利），在殉道者（有许多殉道者）的周年纪念上，允许他的羊群去放纵取乐，沉湎于欢宴之中，去做拜偶像的人们惯于在他们的寺庙中当节日所做的一切事，指望从而得到异教徒，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象“基督徒”，自愿停止这种风俗习惯。（见莫什的《教会史》，卷1，第二世纪，第二部分，第4章，第2节，注3。）这不是一个特例，因为莫什说“基督徒主教故意增加神圣的仪式，为要使犹太人和异教徒对他们更为友好。”纯正的基督教就这样塞满了晦暗，而且那披上基督教名义的，实际上不过是异教及其所有败坏行为。在论到征服过罗马的蛮族时，怀利说到：
“这些粗鲁的战士们，虽然颠覆了凯撒的宝座，却跪倒在教皇的席前。使这些蛮族基督教化乃是一项易于完成的任务。他们开始把他们的异教信仰或亚流教义换成‘天主教信仰’，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主要在于他们能述说出他们所敬拜之对象的名字，他们崇拜这些对象的仪式跟他们在自己本土的树林中拜偶像的仪式大多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并不关心基督教义的学习，也不实践基督的美德。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很少人以基督教义的学习为指南，更少人以基督美德的实践为楷模。”——《改正教历史》，卷1，第3章，第9段。
真美德既被残杀，并且唯一被认可的美德就是忠于罗马的教条，这样又怎能有任何美德的典范呢？亨利·查尔斯·利，在他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历史”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教皇权的状况。在所有别的事物中，关于此点他说：
“信仰的一致性曾被宗教裁判所及其种种方法强制执行，只要该信仰得以保存，犯罪和罪恶相对来说就不重要了，只被看作那些出售赦罪之人的一个收入来源而已。正如西奥德利克·沃瑞简洁地论到它说，如果能找到足够金钱的话，地狱和炼狱就会空空如也了。在童贞女马利亚给伯吉塔的启示中，可以看到如此炮制的人造标准，说到教皇是免于异端的，无论被罪和恶习污染到什么程度，也不那么邪恶，而是具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捆绑并释放灵魂。有许多邪恶的教皇陷入了地狱里，但他们在地上所有合法的行为都是蒙上帝悦纳和确认的，所有非异端的神父执行真正的圣礼也是蒙上帝悦纳和确认的，无论他们可能多么堕落。信仰的正确性就这样成了唯一必要的事；德行全然成了一个次要的考虑事项。在上文引自庇乌二世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宗教和道德被分开的多么彻底，以致圣芳济会的修道士们成了卓越的神学家，但丝毫不关心德行。”
“这实际上是在宗教裁判所中所体现之逼迫制度的直接结果。凡被承认是德行模范的各异端都以基督的名义被残忍地消除了，而以同样的圣名，正统教会可以花少许钱币为最邪恶的罪犯购买赦罪。那时唯一不可赦免的过犯就是坚持某种不重要的信仰错误，例如基督的贫穷；那时在人们面前作他们属灵向导之榜样的人在恶行和放荡及藐视圣物上面都是带头的，所有支持道德的事物都被毁坏了，对与错之间的混乱已经变得没有希望了。世上很可能从未见过一个社会比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欧洲更为恶劣。”——卷3，第641，642页。
出售赦罪的风俗，本是设计用来填满已耗尽的教皇钱库的，乃是教皇权干下的反对上帝及其敬拜的最恶劣的勾当之一。它使赎罪归于无有，将立约的血当作平常的东西，并且比它从前用“赎罪券”更稳妥地抓紧了世人，“赎罪券”可以控制那些认为上帝的恩赐可以用钱买到的人。
或许有人会以为教皇权已经改良了，因为我们不再看到在它的护庇下有那么公开的犯罪了。他们以为它的邪恶是由于那时代的无知，而且“进步的文明”已经使这种邪恶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这样的人应该记得“罗马永不改变。”在教皇权的护庇下，罪行不再那么公开地被犯下的唯一原因，乃是因为它现在没有权柄保护那些罪行。教皇权的品格似乎是改良了，这显然是由于它缺乏权柄，而不是由于教育的扩大，我们引用如下内容：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虽然提高了智力，但也加剧了社会的道德和属灵状况的堕落。它不但没有消除迷信，反而使怀疑论成为时尚，它削弱了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支持，却没有提供另一个道德基准。世人大概从未见过比西克斯图四世和英诺森八世及亚历山大六世[1471-1503]的教皇任期期间教会和俗人都表现出的更为公然反抗漠视所有律法的状况，他们既蔑视人的律法也蔑视神的律法。文化和财富的增加似乎只是给奢侈和恶习提供了新的吸引力并扩大了机会，从最高的到最低的，人们都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漠视放纵不羁的食欲，甚至是出于假冒为善。”——同上，第209页。
教皇权的各项原则在今天与五百年前是一样的。假如赐给它它曾拥有的同样的权柄，经过同样的一段时间，同样的事态就会出现。因为中世纪低劣的道德状况并不是由于那些时期的无知，但之所以存在无知的状况，乃是因为堕落，而无知和堕落都是教皇政策的直接结果。教皇制现今和它从前一样败坏，而且是无法改良的。它本身就是罪，是“那大罪人，”只能毁灭它，别的没什么可做的。只有当它被主降临的荣光毁灭时，地球才会脱离它的咒诅。
但预言继续说：“他们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他们”当然是指“至高者的圣民”及“节期和律法，”就是在同一节中提到的。于是，“一载，二载，半载”指的就是教皇执掌霸权的时期，以及非法统治的无限制时期。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杜埃圣经中，也在修订本圣经中， “一载，二载，半载”被译为“一个时期，多个时期，半个时期。”我们不必臆测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圣经乃是它自己的解释者。在启12:14中，我们发现提到了同一段时期：“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在同一章的第6节中，用这些话描述了同一件事：“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学到“一载，二载 ，半载”只不过是一千二百六十天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于是但以理7章的那个小角就要拥有霸权一千二百六十天了。
但是问题来了，“只有一千二百六十天，即三年半，可能涵盖预言分配给教皇权的全部时间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而且解释很简单。预言是象征性的；四个强大的帝国是由四个短命的兽来代表的；罗马天主教的势力是由这些兽中的一个小角来代表的。所以如果用实际的年份来表示那些权势的存在期间，预言就会前后不一致了。时间就会跟代表权势的象征物的性质不相称。所以，显然时间也必须是象征性的。于是，我们要问的就是，当被用在象征性的预言中时，时间的标准是什么呢？在结4:4-6中，我们读到了答案：
“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三百九十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四十日，一日顶一年。”
因为圣经的所有预言都来自于同一个源头，而且不是出于私意的解释（彼后1:20,21），在一个预言中给一个象征物作出的解释必是在每个预言中对同一个象征物的解释；所以“一载，二载，半载”或一千二百六十天，指的就是一千二百六十年。
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段时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不同的作者给出了几个不同的年代，作为教皇霸权兴起的标志，但公元538年似乎才是唯一恰好应该考虑的年份。先知在描述小角的兴起时说，“他必制服三王。”但7:24。这是解释在它之前要有三个角被拔出来的事。当然了，要被连根拔出来好给天主教势力腾出地方的那些权势只能是会反对它的那些权势。在公元538年之前不久，异教信仰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已经死了。自从康士坦丁的时代以来，罗马一直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把罗马帝国分成了十部分的那些蛮族，也信奉了该帝国的基督教。迪奥比根说：
“住在北方森林地带的人已经连续不断地极有效地助长了教皇权。侵入西方并且定居在那里的蛮族——但最近改信了基督教——对教会的属灵特性毫无所知，并且感到需要一种外表浮华的宗教，于是就以一种半野蛮半异教的心态俯伏在罗马主教的脚前。”——《改正教历史》，卷1，第1章，第31段。
但不是所有这些蛮族都支持罗马主教的主张。他们中的有些部族，特别是黑入来族，汪达尔族，和东哥特族，都自称是亚流的跟随者。天主教和亚流派的争论是苦毒无情坚持不懈的，而且只要这些权势控制着意大利和邻近的地区，教皇就不能维护教皇权威。在公元493年，黑入来的权势因奥多埃塞之死而消亡。从那时起，在历史的长河中就追溯不到他们了。在534年，汪达尔被查士丁尼的将军庇里萨留斯征服了；而在公元538年，直到那时仍被亚流派的东哥特族占据着的罗马，被罗马军队占领了，并且天主教得以确立。这些征服在吉本的第三十九和四十一章中有详细描述。
当这些亚流权势中的最后一个权势被推翻时（公元538年），就没有什么势力来阻挡罗马的主教占据他长久以来一直在争取的那个妄自尊大的职位了。在论到罗马主教逐渐篡夺权柄在其他教会之上的方式时，迪奥比根说：
“为了止息众教会的呼声，罗马找到了新的盟友。公国的君主们在那些困难时期既见自己的宝座不稳，就向教会献上效忠，来换取她的支持。他们屈服于她的属灵权柄，条件是她以世俗的统治权回报他们。他们任由她随意处置人的灵命，只要她愿意救他们脱离他们的仇敌。教士等级的势力层层升高，而皇帝的势力层层下降，这样就导致一方趋向另一方——并且从而加速了他们两方的命运。”
“但罗马并没有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提奥多修斯二世和瓦伦西尼三世的一道法令宣布了罗马主教是‘全教会的统治者’。查士丁尼也颁布过一道类似的法令。这些法令并不包含教皇们据称在这些法令中所看到的一切。但在那些无知的时期，他们很容易获得人们接受那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解释。”——同上。第29，30段。
为了清楚地说明反对亚流派的这些战争的目的，以及通过这些战争得到了什么，我们简要地引用吉本的两段话。在复述了汪达尔的失败和迦太基被罗马人夺取之后，这位历史学家论到查士丁尼时，如此说：
“正当他准备出版罗马法典时，他接见了胜利的信使；这位虔诚或忌邪的皇帝赞扬了上帝的良善，并且默认了他那成功将军的功绩。他既急不可耐地废止了汪达尔在属世和属灵上的暴政，就进而豪不迟延地要完全确立天主教会。她的权限、财富以及豁免权，或许是主教制信仰中最本质的部分，都自由宽大地得以恢复和光大；亚流派的敬拜被查禁了，多纳图派信徒的聚会被禁止了；在迦太基的宗教会议上，二百一十七位主教同声称赞值得嘉许之报复的正义举措。”——《罗马帝国衰亡史》，第41章，11段。
庇里萨留斯战胜东哥特人（公元538年）是这样被描述的：
“哥特人同意在获胜的敌人面前撤退；为要拖延到第二年的春天再进行攻击战；好重新集结他们四散的部队；放弃他们远方的领土，甚至将罗马本身托付给其居民的信仰。路得瑞斯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战士，他与四千士兵一同被留在首都；这是一支软弱的卫戍部队，它虽然不能反对罗马人的愿望，却可以支持罗马人的热心。但他们心中燃起了一种暂时的宗教狂热和爱国心。他们狂暴地呼喊说使徒的宝座不该再被亚流教的夸胜或容忍亵渎了；凯撒的坟墓不该再被北方的蛮族践踏了；并且，他们没有思想意大利必定沦落为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省，反而没头脑地欢呼一位罗马皇帝的复位，将之视为一个自由与繁荣的新纪元。教皇和神职人员的代表们、元老院和百姓的代表们，邀请查士丁尼的副官接受他们志愿的效忠，进入该城，该城愿意敞开城门接待他……最初的几日，恰好与古时的农神节重合，被用来作互相庆祝和公众愉乐的日子，天主教徒们也准备无与伦比地庆祝即将到来的基督诞生节。”——同上，第22，23段。
这些引文最具总结性地说明了在公元538年，罗马的主教确实变成了“教皇，”即，众教会之父，或众教会的元首和统治者。那时，最后一个对立的角已被拔出来了，教皇权可以自由地开始其早就准备要开展的教会暴政事业了；而且那已经运行许久的“不法的隐意”也蒙赐予完全的自由。
但是既然教皇的霸权要持续一千二百六十年，显然它必在公元1798年受到制止。让我们来看看那一年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来证明这个结论是正当的。从“钱伯斯的百科全书”的“庇乌”词条，我们引用到：
“最后，[法国的]五人执政团出令入侵罗马；伯瑟于1798年2月10日进入了该城，并且夺取了圣安吉洛城堡。庇乌[六世]被迫放弃他属世的主权，他既拒绝，就于2月20日被逮捕，并且被带到了锡耶纳，后来被带到佛罗伦萨著名的色陀萨，或者说卡尔特会的修道院。次年在奥俄联军进军的威胁下，他被转移到了格勒诺布尔，最后到了隆河上的瓦伦斯，在那里，由于年事已高，加之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于1799年8月去世，享年82岁，作教皇24年。”
这样，我们就看到从公元538年到1798年，有一千二百六十年继续不断的统治势力，清楚地应验了预言。在那时，教皇的权势被打破了；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它被彻底摧毁了。然而，在1800年3月，另一位教皇被选了出来，从那时到现在，教皇权一直在持续，但权威减少了。1870年7月21日，紧接在宣布教皇无误论的教条之后，维克多·以马内利利用了法国从罗马撤军的机会，使该城成为他国度的首都。因此，他于同年的9月20日进入该城，而且那一天标志着罗马的教皇属世统治权的结束，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一直在梵蒂冈生闷气，在那里，为了更有效地引起人们的同情，他自称是一个囚犯。从他的隐退之处，就象班扬所描述的上了年纪的教皇在他的洞穴里一样，他向那些藐视他主张的人咆哮说：“在你们更多的人被烧死之前，你们总不会改正；”因为他的一个野心乃是恢复教皇权到它从前的权势。
在我们目前考虑的这个预言中，没有指明这个梦想会不会完全实现；可是在下述经文中，清楚地说明了在末了之前，教皇的权势必会增长，远远超过其现在的状况：
“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争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但7:21,22。
数年之久，看起来教皇的权势仿佛毫无可以挽回的迹象了；但“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现在，尽管它没有任何地方统治权，地上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度在权势方面可以比得上它。教皇不仅统治着日光之下每个国家中的大群天主教徒，而且还统治着列国，各国的天主教几乎全都向教皇效忠，过于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统治者应有的效忠。教皇的影响力不独在天主教国家是最高的，而且自称是改正教的政府也指望在困难的地区向他求帮助。德国虽然反对他那么久，现在实际上已臣服于他的命令；英格兰已邀请他帮助她解决她在爱尔兰的麻烦；俄国沙皇已经向教皇主动作出表示，因为他在对付无政府主义时需要教皇的帮助。当教皇的代表们来到美国把公职勋章带给枢机主教吉本时，一艘政府的船被派出来迎接他们，并且，当这艘船载着他们返航时，教皇的旗帜飘扬在桅顶，取代了星条旗。在教皇利奥八世的大赦年的时候，瑞典和意大利是唯一没有向他送礼物与贺辞的国家。
基督教联盟（1888年1月26日）说，总统把美国宪法的一份副本送给教皇利奥八世，乃是“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卸载几乎是国家义务问题的明智办法。”作为给出这种异乎寻常之陈述的一个理由，它又作出了更为异乎寻常的陈述说“教皇乃是一位现世的君王，应归给现世君王的一切令人愉快的事物都应归给他。”它进而又说：“鉴于天主教和改正教更深的对抗会使他们在本质上成为一，可能到了一个时候，他们之间古老的对抗会显得无关紧要。……比起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更为奇怪的事情，会关系到罗马天主教和改正教的友谊。”
几乎同时，《纽约福音传教士》的编辑亨利·M·菲尔德博士（长老会教友），通过他的报纸说：
“[联合神学院]已故院长希区考克常常对我们说，当我们讨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时，我们还可以把罗马天主教看作国内最为保守的势力，藉着它在爱尔兰的影响力，它会保守他们不致跑过头，那么多法国人和德国人都被极端带走了。……这是运行在我们数百万同胞之上的一种极大的能力，那使我们总是藉着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与它疏远的，乃是极度的愚蠢和狂热。”
其他的改正教牧师们说，天主教乃是唯一能阻止社会主义潮流和无政府状态的势力，并且公开建议天主教跟改正教联合。在《工作中的基督徒》（1888年4月12日和19日）上，纽约联合神学院的查尔斯·A·布里格教授有一篇论文的标题为：“罗马是一个同盟还是一个敌人，还是两者都是？”他在其中特别提到了他认为非本质问题的少许不同点，但是他说：“在关于敬拜的所有问题上，我们与罗马天主教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且只要可能保持安息日作为一个敬拜之日的神圣性，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与他们结成联盟，”等等。
又说：
“确实，在一些国家的罗马天主教里有大量不道德的事，并且我们认为这可以说明通常改正教比罗马天主教能产生更好的道德状况；但这毕竟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至少可以说，改正教也没什么可夸的。就这一切的问题来说，重中之重的乃是，罗马天主教和改正教应该结成联盟。”
在表明朝向这种联盟的进展时，只需说明在1888年的“圣周”期间，天主教和诸改正教在美国的许多城市举行了联合礼拜。许多改正教期刊说到教皇是“圣父”，希望他“长久统治并且祝愿他成功实现自由化的政策，”改正教还以许多方式表明他们甘心乐意地容许他可能作出无论哪一种声明。
还有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必能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改正教”的德国，在卡塞尔城，那里大多数的教会都是路德宗的，在1888年的某一时候，一位可敬的塔梅尔因攻击教皇权并且称教皇为敌基督者而被起诉。在提议关押塔梅尔先生九个月时，检察官说：
“被告提到（或求助于）马丁·路德博士。首先，必须要考虑到路德活在三百年前，而且其间风俗、情况和品味等等都已经改变了。如果路德活在今天，并且说出写出与他那时所说所写同样的话，那么根据刑法典第166节，他无疑会被定罪。”
历史在迅速发展，研究预言的人等不了多久就会看到这一切事的结局将会是什么。其中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就是“恶人夸胜是暂时的，”并且当众淫妇和地上各样可憎之物的母要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决不至于悲哀”时，她的灾殃要在一天之内来到——就是死亡、悲哀和饥荒，并且“她又要被火烧尽了。”教皇权的权势和影响复兴的越快，主用他口中的气消灭“那恶者”，并且用他降临的荣光毁灭它的时刻来到的也就越快（帖后2:8）；那时“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事奉他，顺从他。”但7:27。